看汉书▪武帝纪的时候偶然看到这么一条记录：

【（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单于使来，死京师。匈奴寇边，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

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就是元封四年的秋天，（刘野猪）觉得匈奴快不行了，可以赶快说服/忽悠他们投入更高级的农业文明的怀抱，于是就派了使臣去实施这一项艰巨而伟大的造福于匈奴人民的人物。然后匈奴的大单于就真派使臣来了，然而不幸地是，使臣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因为精神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农业帝国大汉的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刺激，然后就死在长安了。大单于自然就觉得自己纯真的心灵受到了玩弄，于是一怒之下就带着匈奴的弟兄们来抢大汉的边境了；野猪也就自然而然地找了一个叫做郭昌的人封了拔胡将军驻守朔方。

这么一条记录看起来很平常。匈奴跟大汉打打杀杀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大家平时也是有礼有节的，匈奴到了秋天打粮的时候就过来抢一把，大汉也会派个人到边境上赶一赶，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有来有往。这一次看起来也就是边境线上普通的交锋而已；然而仔细看得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四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一，这回抢劫是自元狩四年漠北大战以来少有的匈奴进攻边境。

从漠北开始算起到元封四年已经有一十二个年头，漠北被砍光的匈奴的青壮年也重新长起了一批，而这十二年间匈奴只打劫了一次；马尔萨斯理论指导匈奴人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不自己内乱自己砍死自己，要不就跑出门去抢隔壁大汉的东西。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选择出门打劫。所以这不太算得上是特别奇怪。况且这一回的动静也不算太大，比起元鼎五年那回“入五原，杀太守”的记录也算是“温柔”的小打小闹。

二，野猪这回没有选择直接拉一队骑兵出去把匈奴礼送出境，而是选取了较为温和的边境屯田的方法。

考察了元鼎元封年间的出兵记录，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多动癌晚期不治的刘野猪的形象。从元鼎四年到元封三年几乎每一年都有用兵的记录：

元鼎四年：一击南越；

元鼎五年：西羌勾结匈奴；

元鼎六年：平西羌，平南越，击东越，挑匈奴的场子；

元封元年：御驾亲征，平东越（说明一下，东越和野猪的亲征没有任何关系）；

元封二年：击朝鲜，平西南内乱；

元封三年：平朝鲜，平西南内乱，破楼兰。

这串记录里，除了元鼎五年西羌是冬天造反，没来得及赶在年末派兵，其余每年都有战争进行的记录（其实说不定年初十月十一月的时候第一次南越战争还在继续，因为之前是秋季年末发兵的；不过整体来说因为元鼎五年南越暂时求和，整体局势还是很平静的）。这里可以看出，刘野猪从元鼎到元封奉行的策略就是邻居稍稍撩一下，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揍回去，争取做到把邻居揍没了为止。因为之前这种策略取得的良好结果和政策实施时的普遍惯性，野猪不找人把主动撩拨的匈奴揍一顿出一口恶气的确不太寻常。

虽然元鼎四年夏天发生了“民多渴死”的大旱，这样的天灾可能会影响战争时民夫的征发；但是考虑到爱民如子大概并没有写在刘野猪的字典里，并结合第二年冬天（年初）他就跑出门去绕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足足玩了半年然后顺手又封了一次泰山，我们大概可以排除掉民夫数量不足，使野猪不能主动进击匈奴的可能性。

顺便说一下，元鼎四年到元封三年整整六年没有发生过大的天灾，这给了野猪足够的资本去到处祭祀巡游（而事实上除了元封三年他每年都要出门玩上一次）。

另外两个疑点要结合匈奴列传的记载来看。

【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单于爱之，阳许曰：“吾为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也，单于不亲。欲召入，不肯去节，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兵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等如匈奴。匈奴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服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使，送其丧，厚币直数千金。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遣太子来质。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汉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乃氵足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

事情简单概括是这样的：

当时大汉在匈奴活动的有两位外交官：王乌和杨信。元封四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投降匈奴的赵信（当然从匈奴的角度上来看应该是回归祖国的赵信）死了。因为赵信死了，汉朝觉得这是招降匈奴的绝好时机；经过两位外交官的不懈努力（主要是王乌，杨信基本是帮倒忙的……），大单于答应进京，并派了使者前往长安。虽然野猪听到消息很高兴赶紧准备给匈奴人住的宅子，但是使者一不小心生病死在长安了；大单于表示我不听解释就是你们狡诈的汉人杀了我的使者，接着把使者给扣了（点蜡，匈奴人特别爱扣汉朝的使者，天朝早期的外交事业就是这么艰难……），然后就开始犯边了。

我们先暂时忽略一下“单于特空给王乌，殊无意入汉、遣太子来质”的描述，把大单于想象成一个在蓝天白云之下生活的真诚善良不懂得说谎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形象。整个故事里最明显的一个疑点是：元封四年匈奴最强的外援赵信死了，而大单于却有胆子直接犯边。

如果大家还记得，赵信就是那个在青草二出定襄的时候感动于对面的乡亲平凡的乡音果断抛弃了/坑了苏建和青草回到祖国（匈奴）的怀抱的那个人。在匈奴内，赵信应该提供了不少有关于汉军的情报，并且向大单于谋划了那个著名的“居幕北”。可以说赵信应该是匈奴之中对汉第一谋臣。照常理来说，如果汉朝的总体实力不变，而赵信死了，那么汉匈之间的实力差又一步拉开，从简单的逻辑上来说大单于应该对进攻汉朝边境这件事更加谨慎。但是事实上大单于在汉朝方面有合理的解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进攻边境。元鼎五年即便是有西羌在背后捅刀匈奴最后还是选择避开正面交锋，元封元年面对充满王霸之气的野猪大单于直接让进了沙漠；鉴于大单于应该具备比大小的能力，他应该知道赵信之死只会让进攻汉朝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大单于却违背直觉地对汉朝开始进攻。当我们试图推断他的想法时，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匈奴人相信，因为汉朝内部的某种变动，即便赵信死了，汉朝与匈奴的实力差距依旧变小；

匈奴人相信，因为汉朝内部的某种变动，匈奴的行动很可能不会招惹来各类boss（比如说那个姓霍的煞星的小跟屁虫）。

让我们把大单于的心理分析先放在一边，继续看看第四个疑点：汉朝的外交态度突然缓和。

如果只是但看王乌杨信这两位，会觉得他们的观点还是很强硬的，基本上就是要匈奴派质子，然后汉朝酌情给点金钱物资美女，来换取两方好好相处。然而对比一下之前外交官表现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元封四年汉朝的态度温和了不少。

在王乌杨信之前，根据匈奴列传还有两位外交家。

漠北之战后试图弥补双方裂痕的任敞：

【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

（一位被留下的伟大外交工作者。）

比如说野猪御驾亲征那回出访的郭吉：

【是时，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子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

（嗯，又是一位被留下的伟大外交工作者。）

（这儿让我先吐会儿槽。其实到了元封元年的时候汉朝军马的数量已经恢复了；比如说，野猪这样出门玩居然能带上十八万骑——对，十八万；青草一出二出定襄大概十万，青草小霍打漠北的时候两个人加起来总共才只有十四万，野猪居然真能偏心自己偏心出十八万……好想敲一敲淮阴侯棺材板让他当面对无比自信的刘野猪来一发当年淮阴侯他面对老流氓时“多多益善”的嘴炮……）

（话说青草也真是辛苦，大冬天好好的家里不能呆，一边管着十八万大军，一边还要看好刘野猪。）

（大单于：大匈奴绝不会怂！我们不会逃避，我们不要和亲，有本事把那个姓卫的给留在长安啊！！）

（话说好像说起元封元年大家总是会把这回亲征给忘了。嗯，嘚瑟的野猪看起来真的很不爽；嗯，小小霍挂在泰山的确更有悲剧感……）

从两位外交先贤（先烈？）的事迹中可以看出，在这之前汉朝的态度是：给你们一个投降的选项——不肯降？那你们既不肯滚去沙漠又不肯死真的让我们很为难啊~~

说实话用这种态度做外交是肯定达不成任何的共识的，无非只是图一个爽字；但是那个时候的大汉大概也有这种涮着匈奴玩的实力。

而到了王乌杨信的时候，汉朝似乎变得真诚起来。之前是特意把和平用达不到的要求吊起来，而元封四年时汉朝真真切切地表示出愿意与匈奴谈判的姿态。

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疑点综合起来：在丧失重要参谋的情况下，一反常态主动进攻的匈奴——汉朝并不算有力的反击——汉朝方面越来越急迫地想推动和谈的态度；这些疑点暗示着汉朝对匈奴的一项威慑正在消失。稍作推测，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威慑就是青草。如果元封四年青草在病中，汉朝才会开始急着去尝试借青草的威慑缔结一个对己方有利的和约；也因为青草在病中难以处理事务，在匈奴探试的时候汉军难以给出比“屯朔方”更为强硬的反击。

倘若稍微大胆一点，结合野猪在元封三年反常的出巡记录，我们可以把青草卧病的时间往前推至元封三年；这样，在元封四年双方谈判的时候，匈奴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青草卧病的消息。那么，“单于特空给王乌”恐怕不仅仅是一句揣测；如果单于使者没有意外死亡，那么他会带来汉朝没有办法接受的条件；而无论汉朝是拒绝还是扣押使者，都会落单于口实，让他有借口去试探缺少青草的汉军。所以，元封四年的这场汉匈冲突有可能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匈奴推动的结果。匈奴预判了在汉军支柱的青草陨落之后汉军对匈奴的优势会缩小的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而元封五年之后汉军一路挣扎了两下还是糊到底的战绩证明了匈奴判断的准确度，而汉军内也没有再产生像青草一样能统领大局的统帅。